“為爭取一個入學名額，數百名老年學員凌晨便趕到老年大學連夜排隊報名。”

　　“早上6點多就來排隊了，聽說有老人4點多就來了……”

　　“占坑”，不再是孩子上學的專利，如今的老年大學，同樣面臨“僧多粥少”的尷尬。報名難的背后，究竟埋藏著怎樣的利益糾葛？

　　報不上初級班，就先報個高級班占位子

　　地壇公園后身的短巷子里藏著個五百平方米左右的四方小院，東城老年大學43個班，將近兩千人（次）的學生每個星期就在這兒輪番上課。四間教室里最大的“一教”能裝72個人，最小的“四教”原來是個倉庫，預計容納二三十人的空間，硬是擺了四十張桌子，最后一排椅子幾乎頂了墻……周一到周五一天八節課排滿，周六還有六個自修班——即便如此，這里的“學位”仍然供不應求。

　　“西畫班最大容量45個人，后面還有63個人在排隊。”校長楊書章說。如果前面有學員退出，后面排隊的人就能補上，可是今年到現在“一個退出的也沒有”，而且到了明年，今年的排隊順序就作廢了，還得重新來。“因為總報不上名，還有著急的老人到區里告過我們的狀——兩三年都輪不上，是不是里頭有貓膩兒？其實真是我們現在的資源滿足不了需要。”

　　為此，分管教學的副校長郭寶嬋和同事們想了不少辦法，比如更加靈活地設置課程和班次，在國畫、書法這些基礎課程之上設置“青綠山水班”、“歐楷專修班”、“款識班”等特色班級以及更高水準的創研班——除了打造品牌課程之外，也為了“讓老學員把基礎班的學位空出來，給新學員騰地兒。”

　　而報班的老人們也有“對策”，報不上初級班，就先報個高級班占位子，進來再說；于是這兩年，高級班也總是兩三個鐘頭就報滿了。

　　年過八旬的老人遭“勸退”，勸了一學期才勸下來

　　和追求學歷、文憑的年輕人不同，老年大學的學生總也不肯“畢業”。“學了十幾年的學員是常事。”郭寶嬋感嘆，“以前我們新學員的比例是4%至5%，這幾年努力提升到了8%。” 學校按規定不收80歲以上的新生，但對于學到了80歲的老學員，卻不能強制終止他們的學業。曾經有位來上課時幾乎迷路的年過八旬的老人遭遇學校“勸退”，“老太太氣得直哆嗦，后來班長、班委、街道的同志都出面，勸了一個學期才勸下來。大家都不愿意‘被退學’。”

　　許多老人把學校當成了另一個家：下午上課的人，上午就趕來，和要好的同學一起吃個午飯再接著上課；孩子們放假怕開學，老人們卻常常在假期里想念校園，“尤其是一些老伴兒去世的老人，太孤獨了。”郭寶嬋說：“和孩子們交流，沒有和同齡人交流順暢，而且，他們在這兒有共同的興趣愛好。我們勸一些高齡的老人退學，他們也跟我們講道理，說你這不符合‘終身教育’。”

　　老人們學習熱情驚人，“有一次我們一個國畫老師為了鼓勵大家練習，說過完暑假哪個學員能完成六十幅畫，就送一幅自己的畫給他；沒想到開學一看，二十多個學員都把暑假作業交來了。”

　　“那老師怎么辦呢？”

　　“老師也特別好，說話算話，不過跟大家說：我得分批給你們了。”

　　“一些大學里辦的，

　　基本沒有撥款，

　　日子過得緊張不少”

　　“老師，我畫得怎么樣？”

　　“這塊兒長了，人中那兒再稍微短一點。”

　　“老師，您也給我看看吧！”

　　“明暗交界線還得再改改，陰影要打得更均勻些。”

　　“老師……”

　　一間并不算大的教室里，另一所老年大學的素描課正在進行中，將近40名平日里被喚作“大爺大媽”的學生懷里抱著畫板，分別圍坐在三個石膏模型前，錯落擺放的座椅把這里塞得滿滿當當。人群中，不時有畫板被高高舉起，等待馬老師“批改作業”。同樣一頭白發的馬老師在座椅間狹小的縫隙里艱難地挪移著，逐個給出點評意見，或者直接親自操刀改上幾筆。

　　79歲的中國政法大學退休教師林紹廷已經學到了第六個學期，成為這里的高年級學生，“幸虧之前還上過工筆花鳥的班，算作老學員，可以優先報名，不然想要報上可就難了！”家住清河的他每次都要坐上一個多小時的公交車來上學，幾年來風雨無阻，“好在我身體沒太大毛病。”林紹廷略帶自豪的臉上透著幾分無奈，“在家附近沒什么合適的老年大學，還有很多地方對年齡卡得緊，超過75歲就不讓報了。”

　　與異常火爆的報名相比，老年大學的學費倒是往往并不算貴，“一學期通常也就兩百來塊錢，要是小孩兒學，一學期下來起碼要好幾千。”退休前，馬老師曾經在重點中學指導藝術特長生，“一次三個學生，每人每節課三百。”

　　如今，馬老師同時在兩所不同性質的老年大學里教課，對其中的微妙差別頗有感觸，“東城、西城、海淀等幾個區都有自己的老年大學，政府多少給些支持，環境條件好一點。一些大學里辦的，逐漸也在面向社會招生，但基本都沒有撥款，得自己養活自己，日子過得緊張不少。好些個部委里面也有，但很多不對外開放，算是內部福利。”

　　老干部大學：只要局長，連正局級調研員都不要

　　東城老年大學屬于民辦公助，學費和財政支持的資金各占一半。因為教學資源有限，學校在招收新生時盡量以東城為主，但城市的飛速發展卻讓這個標準在實踐中不那么好掌握。“中心城區疏散出去的人口很多，有的老人一輩子工作生活都在這兒，退休住遠了，不讓人家來不合適。”楊書章說，“我們統計了一下，工作和居住地都算上，80%的學員是東城的。”

　　有限的教學資源也制約著學校的課程設置。學校去年進行的問卷調查發現，不少老人都希望學校能開電腦課，“特別是攝影的后期制作課，但沒機房沒設備，開不了。”郭寶嬋說，因為學員們要求迫切，學校在攝影班做了次嘗試，結果全班42個老人，背來了30多臺電腦，“有人還專門為上課買了新電腦。”嘗試的效果雖然不錯，但卻難成常態，“讓大家每次背來背去不是辦法，老人容易忘，而且型號不一，老師不好指導。”

　　其實，在國字頭機構扎堆的北京，許多政府部門都有自己的老年大學；但在老人中間打聽下來，能向社會開放的卻非常有限，“那都是老干部大學。”

　　一些老干部大學的門檻甚至讓本單位的職工也高攀不起——“規定局級領導才能進，不僅副局不行，連正局級調研員也不行，必須是當過局長的。”有老人抱怨。

　　對于北京優質老年大學的“學位”越來越供不應求的局面，楊書章認為，一大原因在于“北京的老年大學沒人‘管’，只有一個老年大學聯誼會，非常松散，沒有主管部門，缺乏統一規劃，有了問題沒辦法解決。

　　在他看來，東城老年大學之所以辦得較為規范，恰是因為有轄區政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歷任區政府領導都到學校來過，我們有什么問題可以到區里想辦法。老年大學的主管單位不好定，我們以前在文化局掛過，現在歸老齡委管，我想，從學校發展的角度，最好還是納入教育系統，老年大學得姓‘教’。”（主筆 宗媛媛 張棻 插圖 宋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