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遵義會議的那些歷史細節

　　2 立下頭功的“反報告”

　　擔架上頻頻召開的“碰頭會”，讓毛澤東、王稼祥和張聞天逐漸組成了反對李德、博古錯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團”。

　　1935年1月，紅軍強渡烏江成功，爾后又迅捷智取遵義。這在客觀上為中央紅軍的休整提供了條件。經過醞釀，黨和紅軍領導人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充足的準備。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經過共同討論，由張聞天執筆寫出一個反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報告提綱。

　　1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枇杷橋召開。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

　　博古首先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將紅軍的失利歸結為敵強我弱，過多地強調了客觀原因。接著，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他則提出紅軍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了責任。

　　針對博古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所作的辯護，張聞天首先站起來批判。在長達1個多小時的發言中，他手執“提綱”，侃侃而談，矛頭直指博古、李德，而且在擺事實、講道理的基礎上，點名道姓地加以批評。他的發言一針見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接連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下的一系列嚴重錯誤，并揭露了他們試圖推脫罪責的本質，被視為博古報告的“反報告”。

　　張聞天的發言宛如剝筍一般，從現象到本質，從事實到理論，邏輯嚴謹，措辭激烈，引爆了與會者積壓多日的對“左”傾領導的不滿和怨氣，從而有力地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御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同時，張聞天首先站出來作這個“反報告”，也是他從“左”傾中央領導集團中分化出來，同“左”傾錯誤路線決裂的標志。

　　1935年二三月間，在從威信到鴨溪的行軍途中，陳云撰寫了《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其中對遵義會議討論的概況作了如下簡要的述評：“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Ａ同志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于他的批評。”

　　從中不難看出，張聞天的“反報告”是遵義會議上的主導意見，得到了周恩來和除博古、凱豐和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說，“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代表了黨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和各軍團首長的共同意見。

　　遵義會議結束時，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他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決議指出，“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同時，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在歷次反“圍剿”戰役中總結的符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積極防御的戰略和戰術原則。

　　毛澤東后來在中共七大期間關于選舉的講話中說：“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可以說，沒有張聞天的襟懷坦蕩和仗義執言，沒有他為了黨的利益一無所惜、除了黨的利益一無所求，或將沒有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

　　“反報告”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左”傾軍事路線作了很好的鋪墊，也為毛澤東的發言奠定了基礎，從而立下頭功，永留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