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宿幼女罪”的存廢之爭

　　導讀：去年，國務院頒布《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今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增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專章。在制度層面，我國為未成年人這一群體設置的“保護傘”張開得更大了。然而，與之不相協調的是，1997年入刑的嫖宿幼女罪長期以來淪為保護幼女權益的一大法律漏洞，且已成為個別官員和新富侵犯幼女性權利的遮羞布和擋箭牌，備受社會各界質疑（6月4日《中國青年報》）

　　正方：　嫖宿只是一種假象

　　李克杰

　　嫖宿幼女罪，從1997年刑法修改將其設為單獨罪名時起，圍繞該罪名存廢與否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多年來，多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多次建議廢除嫖宿幼女罪的罪名，認為對凡是與幼女發生性關系的行為，都應該按照強奸罪依法嚴懲。

　　嫖宿幼女雖然也被列為犯罪，追究嫖宿者的刑事責任，而且表面上看其最低刑還比強奸罪的最低刑要高出不少，但它的單列罪名嚴重背離了“幼女無權處分性權利”的全球法治共識，不僅在刑法內部出現自相矛盾，因為奸淫幼女以強奸罪論，不承認幼女的性處分權，而“塞給”幼女一點財物之后就變成了嫖宿，奸淫者則變成了嫖客，幼女變成了妓女，就承認了幼女的性交易權；而且這也與處于同一法律體系中的民法原理嚴重沖突。因為在民法中幼女也至少屬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出賣身體的行為顯然與其年齡和智力不符，不應得到法律認可。而嫖宿幼女罪的設立等于承認了幼女獨立處分性權利的能力。

　　就其結果而言，嫖宿幼女罪的出現，除了事實上減輕了奸淫幼女者的刑事責任外，更為重要的是，它嚴重侵蝕整體社會道德，模糊社會成員是非標準，既降低了幼女的道德羞恥感，也使奸淫者產生錯覺，認為自己是在嫖娼，自己出了財物，發生性關系是你情我愿，公平交易，同時與此相關的錯誤認識也必然縱容“皮條客”的肆無忌憚。更為嚴重的是，“嫖宿”者為了滿足內心的變態需求，較多地與“皮條客”相互勾結，沆瀣一氣，共同威逼和強迫幼女“賣淫”。

　　嚴格來講，多數情況下“嫖宿”者明知和應當知道幼女并不情愿與之發生性關系，不過是通過“皮條客”的恐嚇和利誘，達到了表面上同意性交易的目的，實質上就是強奸。近年來，不斷發生的此類案件已經充分證明了“嫖宿”假象。

　　由于1997年刑法大修時的立法民主化程度較低，刑法修正草案并未公開征求公眾意見，我們無法得知嫖宿幼女罪是如何從強奸罪（1979年刑法有一個獨立罪名叫奸淫幼女罪，1997年大修后將其并入強奸罪）中分離出來的。從之前的立法情況看，199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中還明確規定，“嫖宿不滿十四歲的幼女的，依照刑法關于強奸罪的規定處罰。”為什么能在六年間來個“大翻轉”，至今也沒有權威解釋。

　　顯然，1997年前的法治意識和立法水平與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因而我們也不宜過分苛責。但進入新世紀的中國法治已經得到了全面發展，且刑法已經進入了9次補充修改，卻始終沒有對嫖宿幼女罪進行清算，一直未能將其列入刑法修改內容，到底是什么原因？阻力在哪？恐怕有必要進行追問。

　　在整個社會全面加強對未成年人法律保護的大背景下，對于長期以來備受質疑的嫖宿幼女罪的存廢，立法機關應該給予回應。希望社會各界對嫖宿幼女罪的強烈質疑，能夠切實引起國家立法機關的關注和重視，不要讓社會呼聲淪為毫無意義的空氣震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