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大后要當有錢人，因為有錢人要買什么都有”，這是個才過十五歲的臺灣小男孩寫在周記里的志向，可惜的是，這個小男孩，永遠沒有機會長大了，他燒炭自殺了了……

　　中時電子報主筆黃創夏9月28日發表文章說，這個志向，除了結局迥然不同外，是多讓人熟悉啊！讓人想到了一九九四年選舉前半年，那位“三級貧戶”之子，不也是透過故事、小冊子和歌曲，告訴選民他的奮斗史嗎，他告訴選民，他從小看到父母的艱苦，他因此立志苦讀，拚獎學金，積極努力，渴望有朝一日翻了身，擺脫貧窮，改善人生嗎……

　　這個人，眾所皆知，他的名字正叫做陳水扁，四十年前的陳水扁，雖然貧苦艱難，但是，社會大環境也是一窮二白，但是，他沒有放棄希望，他的母親陳李慎也沒有放棄希望，他們從來就沒有選擇自殺，夢想也成真了。

　　除了這家人的主觀上堅毅不拔外，他們身處的環境，應該也可了他們翻身的可能機會。在那個時代里，盡管許多人還要穿面粉袋改制內衣褲，蕃薯簽配稀飯果腹，但整個大時代中，整個臺灣社會中，都有一種信心：“明天會更好”，咬緊牙關拚落去，總有一日，我一定會成功。

　　這種信心，曾經是多么感人的勵志故事，陳水扁翻身的故事，曾給了多少困頓中掙扎的人民感動與鼓舞，可是，當這個三級貧戶翻身了，在他領航之下的臺灣社會，卻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明天會更好”，選擇了到另一個世界找解脫。

　　四十年后的故事是，雖然同樣有早熟且有志向的孩子，他卻沒有機會翻身了，中秋夜人團圓，居住在臺中的三十七歲的黃姓婦人一家三口，卻選擇了到另外一個世界去團圓了。

　　二十六日的媒體報導，黃姓婦人是被睡在另間房間的丈夫發現已經燒炭身亡時，她的雙腳還放在火爐上被燒焦，現場還留有安眠藥的空藥包，檢警因此懷疑她吃下安眠藥再燒炭，早已失去知覺才會如此。至于她十五歲的長子和三歲次女是否曾被喂食藥物，檢方仍將進一步查明。

　　黃婦的長子班導師在事發后說，他的學業中等、很熱心，因為家庭環境欠佳，曾在周記中吐露“長大后要當有錢人，因為有錢人要買什么都有”，媒體刊登了字跡會整齊，文筆算流暢的周記翻拍照片，看了這條新聞，讓人心海翻騰，無限感傷。

　　自殺行為的社會研究，始于十九世紀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涂爾干于一八九七年完成“自殺論”的一書中，運用大量的統計分析方法，比較分析歐洲各種社會階級的自殺率，并從中說明社會力量的強制力。他認為自殺行為不能單獨以精神病、種族、模仿或其他個人因素、個人動機來說明。人為社會的動物，完全整合于社會群體當中，然而，社群結合的性質，不僅決定了個人自殺的類型，亦決定了個人自殺的動機。

　　其中，在涂爾干歸結的自殺類型中，有一種“失調型自殺(Anomic suicide)”，特別讓人在現在重讀時，領會特別深。社會學宗師涂爾干在他重要著作《自殺論》里特別討論失調的自殺：這類自殺行為可能由于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產生某些突然變化而導致。誘因可以與一連串的喪失有關，例如：失去工作、親人、遭遇巨變而帶來的孤獨、社交的隔離等。

　　涂爾干說明，譬如說經濟大恐慌，或者經濟過度繁榮，都會導致社會原來的行為準則的突然消失，而產生比較集體性的“自殺潮”的現象。這不就正和臺灣過去這兩三年自殺現象不斷地出現一樣，社會原有的規范秩序，脫軌失序，個人無所適從，導致自殺率的不斷增加，這種探討，應不是推給政黨惡斗就能卸責吧，從學理根據上來看，這該是用一個社會事實來解釋另外一個社會事實，用失調來解釋自殺率上升的原因之一，應該是有根有據吧。

　　如果，根源是大環境使然為重要因素的話，光是宗教與道德的訴求有用嗎？個人的力量何等微薄啊！多想兩分鐘，多看世界兩眼，如果是更亂、更脫序、更滅絕希望，想越多分鐘，恐怕是絕望感的再擴大。

　　讓大環境更有希望，需要資源、需要整合群體智慧，當然是當局的無可推卸的責任，當然是執政者的天職，不然人民納稅干嗎？干嗎要給執政者這么多權力與尊貴。但是，那位四十年前立志向上的小男孩，看看他正帶領那一群有權有勢的徒眾在玩什么游戲啊！“正名”、“制憲”、批中抗美、權位爭奪……此情此景，能有幾個人還有信心去相信：明天會更好。

　　一個假設性的念頭不斷在腦海盤旋：如果四十年前，那戶住在臺南鄉下的貧苦陳氏母子，是活在當下的話，盡管十來歲的陳小弟也有“長大后要當有錢人，因為有錢人要買什么都有”的志向的話，但是，他有沒有機會長大后，得以高唱“春天的花蕊”，鼓舞人民“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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