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吵鬧鬧的民進黨臺北市長初選，有了大轉彎，力倡“在野大聯盟”的柯文哲表露加入民進黨的意愿，雖然話沒有說死，但方向大致確定，柯文哲這頭獅子，上半身被關入了民進黨的鐵籠子，“在野大聯盟”頓時黯淡無光，未來對國民黨還有多大威脅性，實在并不樂觀。

　　臺灣《中國時報》19日社論說，柯文哲入民進黨爭議，是蘇貞昌“不領導”哲學的一大案例。幾個月來，蘇貞昌一方面在柯文哲所提“在野大聯盟”戰略和“入黨后的權利義務”等問題上不清楚表態，同時放任親蘇派系攻擊柯文哲，一方面對于臺北市長人選的問題又曖曖昧昧，搞得整出提名大戲是歹戲拖棚，選民日見厭煩，民進黨基層萬分焦慮。核心原因就是蘇貞昌“不愿領導”，不愿扛起臺北市選戰的重責，戰略不清，人選未定，如今雖是框住了柯文哲，但勝選的可能性也一點一滴在流失之中。

　　蘇貞昌在臺北市長提名問題上的“不愿領導”，是錯失了民進黨擴大社會基盤的良機，當然也影響到民進黨的轉型，但蘇貞昌“不領導”哲學更大的問題、對民進黨更致命的傷害還是在兩岸政策上。

　　2012敗選以來，全社會都知道民進黨不在兩岸政策上改弦更張，并獲得臺灣社會、中國大陸以及美國的信賴，2016年的勝選機率還是無法樂觀。于是中國大陸事務委員會的議題首先成為民進黨內焦點，在千呼萬喚之后，蘇貞昌排除在兩岸論述調整的準備上較為完整、思考靈活務實的謝長廷，決定自己主導該委員會，但蘇貞昌所謂的“主導”，就是讓這個宣稱是“整合民進黨內中國大陸政策的重要平臺”先是運作長期陷入停擺，而后的“華山會議”則竟是“坐而論劍”，沒有大開大闔的氣勢，也沒有大鳴大放的爭論，和許信良當年主導下的政策大辯論，其距離不可以道里計。

　　華山會議開了半天，據說結論上民進黨將以“憲政共識”作為與中國大陸交流的基礎，這是謝系與新潮流系較勁之后的妥協結果，原來，這還是蘇貞昌“不領導”哲學下的產物，而且充分顯示了蘇貞昌在兩岸政策轉型上的“不能領導”。

　　表面上，“憲政共識”與謝長廷力主的“憲法共識”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差別卻極其之大。“憲法共識”講的是兩岸“兩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治理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治理大陸，兩岸對等，互不隸屬，但依憲法有特殊關系。“憲法共識”雖然不完全等同于“憲法一中”，在兩岸主權的連接與兩岸共屬一中的問題上比較模糊，但是至少是朝向“憲法一中”概念發展的論述方向，也看的出嘗試遠離“臺獨”黨綱、“一邊一國”的善意。

　　至于“憲政共識”的內涵，就民進黨的解釋來看，講的是該黨“應積極推動憲政，落實國民主權的精神，提升國民的憲政意識，并以臺灣的憲政共識做為兩岸對話基礎”。

　　坦白說，既完全沒有嘗試處理大陸最關心的“九二共識”、“一中框架”問題，更隱含著繼續堅持“臺獨”路線的意涵，所謂的國民主權、憲政意識，在民進黨的政治語匯里，還是接近于“新憲法”、“新國家”等舊論述舊思維的“新瓶舊酒“，自然完全為大陸方面所不能容忍，連對話的空間都難以存在。

　　蘇貞昌在兩岸政策調整上“不能領導”，更在許多涉及兩岸關系的重大政治議題上“不會領導”，最明顯的就是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問題。在爭議爆發之后，蘇貞昌一面對馬當局進行不實攻擊，一面則是重提所謂“民主同盟”，企圖回到冷戰時代聯合美日圍堵中國大陸的局面。如果說，蘇貞昌在“憲政共識”問題上是刻意回避、無視大陸的紅線，那么，在東海防空識別區和釣魚臺問題上則完全是選擇在領土主權和民族尊嚴問題上挑戰大陸當局，跨越了大陸的紅線。

　　然而，蘇貞昌的作為完全沒有撈到任何好處，在他會見薄瑞光并痛批馬當局在防空識別區問題上軟弱之后，美國在臺協會公開發表聲明，肯定馬當局在此議題上的回應具“建設性”，結結實實打了蘇貞昌一個響亮的耳光。可以想見，蘇貞昌如果繼續在兩岸和國際問題上如此地“不會領導”，民進黨要么是執政無望，要么是執政后繼續被視為麻煩制造者，給臺灣帶來更大的災難。

　　大陸國臺辦在“憲政共識”和防空識別區議題上兩度嚴批蘇貞昌領導下的民進黨，大陸當局當然不會就此放棄和民進黨人士進行交流，但在蘇的領導之下，兩黨的政治對話之門已經難以打開。如此，大陸方面一手交流，一手拒談的結果，就是民進黨內繼續拉扯、裂變，就是民進黨越來越在兩岸問題上喪失話語權，這是民進黨內有識之士所樂見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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