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媒《中國時報》4日發表社評說，這一次占據“立法院”議場的學生運動，不論其原動力為何，但其提出之要求，已超越倫理與學術界線。其行動不及格，思想更是錯誤。

　　社評說，這些學生思想錯誤仍情有可原，因為他們畢竟還是在讀書求學的學生，但有些教授，包括法律教授的看法，則令人不敢茍同。我們也不論這些教授的動機為何，但由其所提出的主張來看，無以名之，也只能稱其為象牙塔內的學者。

　　有關“兩岸監督條例”，這些學者與學生的主張大概有二，一是“立法院”要指揮協商，一是“立法院”可以修改條文，重啟談判。這兩點主張，不知道的人以為合理，然其背后實為以監督之名行破壞兩岸關系之實。

　　首先，我們要指出，現在“立法院”有關兩岸協議的處理，是依據民進黨執政時期修訂的“兩岸人民關系條例”，現在由國民黨執政，簽署了21項協議，為兩岸和平奠定基礎，也為臺灣經濟找到借力使力的引擎，民進黨害怕了，就想阻撓兩岸協議的簽署，提出這種不合理的監督條例主張。

　　換言之，民進黨以及這些學者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監督”兩岸協商，而是為兩岸協商設下重重障礙，使其成為不可能的任務。這種只為政黨之利，一己之私，而不顧臺灣前途的心態，令人可鄙，而學者為之附和，更令人不齒！

　　其次，協商是行政權的行使，固應受“立法”部門監督，卻不宜由“立法”部門凌駕指揮。然則根據“民間版”的監督條例，臺灣行政部門需先提出協議締結計劃，而且“立法院”在協商前可以對計劃提出修改意見、附加附款或保留。我們認為，這種設定前提的方式，不僅侵犯了行政權，也增加談判的難度。雙方談判，假如一方先設定條件，那另一方自然也要設定條件，使得談判的空間大為縮小，有如不可能的任務。

　　更有學者主張“立委”參與協商談判，我們只能用匪夷所思來形容。協商的目的是要為己方爭取最大的利益，因此談判團隊宜目標一致、策略一致，且指揮體系嚴明，才能形成有利的談判結果。一旦“立委”加入其中，則談判團隊自己內部必然目標不一致，策略不統合，尚未與大陸協商，內部就先吵成一團。即使“立委”在協商場合只參與不發言，我們相信協商團隊在談判的過程中，也只能硬不能軟，只想取不敢給，這樣的談判模式，能夠談出結果嗎？世界各地皆將談判行為歸屬行政權，其理甚明，因此，“立法院”不宜參與協商過程。

　　最后，有關“立法院”能否修改兩岸協議的條文的問題，兩岸協議牽涉的是兩岸，任何修改必然牽涉到另一方，不是單方所能決定。以美國的“貿易促進法案”為例，這是學者愛舉的例子，實際上也是授權行政部門協商，并只準采包裹表決，不能修改條文。我們拋開一切意識型態，臺灣和大陸二者經濟規模懸殊，而且是臺灣經濟倚賴大陸于多于大陸倚賴臺灣，在這種情形下，請問臺灣有什么條件可以修改協議，然后要求重啟談判？民進黨可千萬不要以為中國大陸像國民黨一樣，可以任它胡鬧！更何況，此例一開，必然增加未來協商的難度，使兩岸之間很難再簽協議。

　　社論最后說，兩岸協商，“立院”可監督，但不宜參與或指揮；協議可討論，但只宜包裹表決。最后，選民還可以用選票來做最后的裁判。那些支持“民間版”監督條例者，如果不是包藏禍心，就是腦殘智障，由他們來治理臺灣，那才是臺灣真正惡夢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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